2024年5月30上午，“浦江创新论坛——2024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开幕。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指导，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倾力主办，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科技创新智库的杰出科学家及政策制定专家，共同探讨和交流“新时代的科学学”这一核心议题。开幕式上，国务院参事贺德方与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尚玉英发表致辞，为大会拉开序幕。

科学学上海倡议发布

会上，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参会嘉宾共同发布了《科学学上海倡议》，伦敦大学学院 James Wilsdon 教授代表全体签署人宣读了倡议，旨在推动科学学的与时俱进、咨政益世和合作共享。

同时，会上还预告了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课题组即将发布的专著——《大国大城创新之路》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Alan Irwin编著的新书——《科学技术学百科全书》，两本新书将为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嘉宾金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 刘冬梅

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历史规律与现实路径

◆ 1. 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来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初心与目的，具有指引方向的关键作用。

◆ 2. 无论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增长思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赛道思维，还是保障产业与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的底线思维出发，科技创新始终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 3. 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的优劣势，防止产生轻视、忽视或过度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泛化新质生产力，也不能泛化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作用。

◆ 4. 主导技术具有开启或重塑“技术-经济轨道”，形成“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大能量，包括通用技术，也包括升级传统产业、塑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性新兴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

◆ 5. 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作用，重点是聚焦主导技术与关键要素的体系化能力建设，其中提升主导技术的研发能力、转移转化与扩散能力，塑造推动主导技术大发展的社会氛围，是符合发展主导技术规律的重要途径。

哥本哈根商学院组织系教授 艾伦·欧文（Alan Irwin）

研究和创新政策的新方向：问题、挑战和机遇

◆ 1. 目前，我们仍未弄清楚国家研究重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对社会的效用、产业政策能否促进创新、区域创新文化的作用、哪些因素推动了科学合作、创新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 2.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政策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创新政策与更大的社会公共治理目标相一致；二是如何保障负责任的、符合伦理的、开放的创新研究；三是如何在不扼杀原创性的同时指导科技创新活动；四是如何确保科技创新政策推动实践发展；五是如何提升公共资金投入的有效性。 

◆ 3. 在社会发展的更大背景下，科技创新需要与社会责任相融合，重点讨论科学技术研究（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能够为“社会中的创新”（Innovation in Society）做出何种贡献。

◆ 4. STS主要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创新研究的姊妹领域，主要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秉持关怀、合作、参与理念，就科技和社会的未来可能性开展研究。

◆ 5. 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当下STS可以分为三个研究层次。一是框架研究，主要研究关于STS的方法论与基本理论框架。二是主题研究，重点围绕某一特定集群或个体开展研究。三是对象研究，主要是运用STS对特定对象与事项开展研究。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 穆荣平

战略预见塑造区域创新发展未来：中国的启示

◆ 1. 从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的转变，有两个标志，一个是OECD成立创新与技术政策工作组，另一个是1993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国际科学政策研究理事会，这个年会的主题就是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变。

◆ 2. 我们可以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把创新定义为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乃至文化价值的创造过程。

◆ 3. 区域创新发展，一个重要方向是从“十二五”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十四五”规划的未来产业的转变。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未来产业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研发人员大国能够做的。

◆ 4. 未来产业研究应当是一种方向性的研究，不应该是特别具体的研究，太具体的研究会抑制很多有前景的发展可能。对未来的选择，一方面是通过我们过去积累的知识，将各种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与我们面临的问题进行匹配来选择。另一方面，应当给我们目前尚未认知到的可能性留出发展空间。

◆ 5. 当下我们正处在科学学研究问题不断涌现的历史特殊时期，我们研究的范式、技术开发的范式、产业发展的范式、社会服务的范式、环境发展的范式、文化发展的范式都在经历深刻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需要更多的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野进行深入研究，把它变成编码以后的知识体系，来指导我们整个社会去适应这种发展范式的转变。这种范式转变研究需要我们打破围墙，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Toward science of science，without war!

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杰里米·霍尔（Jeremy Hall）

英国大学在科技政策中的角色：引领者和探索者

◆ 1. 英国大学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效仿的模板。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千年来一直处于全球高校创新前沿，开创性的大学模式，不断革新的学费模型与商业模式，以及卓越且持续的学术成就（如诺贝尔奖、有影响力的著作等），持续提升其全球话语权与影响力。

◆ 2.英国科技政策将大学推向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参与者。1960年代，技术学院兴起，英国大学数量翻番；1990年代，理工学院和其他学院可授予学位，英国大学数量增加了三倍；1994年，罗素集团（17 所公立大学协会）成立；1999年，英国政府设定50%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2012年，本科学费上限从 3000 英镑提高到 9000 英镑，加速了大学“商业模式”的形成；2014 年，推出“研究卓越框架”（REF），建立声誉标准。

◆ 3.英国大学增长可能面临停滞。2016年英国脱欧、欧盟研究资金投入的不确定性、签证问题等造成海外学生求职留英障碍增加，英国大学吸引力开始下降。2020年全球流行性疾病爆发，使得学校停课，采用线下线上混合模式教学，导致学费、租金和相关收入下降。

◆ 4.英国大学体系能级需进一步提升。脱欧以及疫情带来重大挑战，需要有能力的大学集群“挺身而出”，从而对英国的科技政策和创新驱动力起到关键助推作用，帮助出台针对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下一代技术、全球健康、新贸易伙伴等特定政策需求的关键举措，设计更好的绩效衡量标准等。

◆ 5.西方主导的双边合作研究模式越来越过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已大幅提升，有一大批受过海外教育培训的人才，其国民有更好的语言能力，更多的交流机会，更强的期刊访问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英国大学可以发挥“铰链”的作用，为重大挑战找到解决方案，促进南北合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李正风

当代科学的新变化与科学学的新趋向

◆ 1. 科学研究对象的转变：第一，数字化技术不断地发展，使得科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我们传统的科学所研究的物理、化学，还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第二，除了数字化和大数据，科学研究的对象还包括人类自身，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从传统的认知主体转变为研究对象本身。第三，跨边界和跨模态的科学研究，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尺度上的大尺度和小尺度也趋向融合，表现出科学研究的跨边界和跨模态特征。

◆ 2. 科学研究方法的变化：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背景下，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范式，从以前的经验试错范式发展到理论范式，再进一步发展到今天的大数据驱动范式，将AI技术用于学习，用于模拟，用于预测和优化自然科学社会现象，来促进我们科学的发现与创新。尤其是今天的AI for Science，在我看来它是人类认知行为技术性替代的一个新阶段。

◆ 3. 随着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科学学本身也正在向“计算科学学”转变，这一新兴领域强调利用计算方法来理解科学知识的生成和传播过程。量化工具有三方面的局限性，第一个是科学世界不可能完全的数字化，越是深层次的思想和观念越难以被数字化。第二个是科学学术所使用的广泛的数据和方法的具体性，会导致研究结论的片面性。第三个是计算与科学学面临更多数据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的问题。

◆ 4. 科学学的多样化和场景化：尽管科学学渴求适用于各个科学领域，但首先需要面对不同领域和国家之间难以避免的差异。这使得一些跨领域的见解难以互相理解，并且相关的科学政策也难以实施。科研命题、数据之间的差异，一般都是与领域相关联的，这也暗示在将来科学学的研究会因“领域特色”而产生变化。

◆ 5. 负责任的科学学：科学学的目标是为科学技术的投资决策提供价值中立的研究基础。当代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人类之外的对象逐渐扩展到人类自身。随着变化，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衍生出来了诸多新的社会伦理问题，比如基因编辑等技术可能打破人类的同一性。

经合组织 (OECD) 科学、技术和创新司高级政策分析师 迈克尔 • 基南（Michael Keenan）

变革：新需求下经合组织（OECD）科技创新政策指南面临的新挑战

◆ 1. 全球危机带来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已成为强化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主要理由。在能源、健康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转型与发展中，科技创新政策正不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经合组织科技政策委员会（CTSP）制定的《变革性科学技术创新政策议程》（Agenda for Transformativ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旨在推动可持续性转型、促进包容性和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韧性和安全性，议程为全球各国实施相关政策提供借鉴指引。

◆ 3. 变革性科技创新政策包含了国家战略与议程制定、公共机构创建与变革、直接资助科技创新活动、战略情报、监管指导、促进合作等治理工具，覆盖了所有政策行动。

◆ 4. 随着系统性、跨学科、复杂且不确定性情境的增多，需要不断丰富支持决策的知识和证据，科学的战略情报诊断和相应的政策行动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 5. 伴随大型语言模型（LLMs）的出现，新一代颠覆性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使得数据分析和内容创建有了新的方法，有可能改变科技创新政策指南（STIP Compass）数据的基础运作方式。

韩国国民大学中国学部教授 殷钟鹤

21世纪中国三螺旋结构的演变：文献计量学探讨

◆ 1. 中国学术界与产业界关系发展呈现三个阶段：第一，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主要是校办、院办企业形式，关系封闭、垂直且等级分明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第二，2000年代：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开放，趋于水平协作，产学研合作模式开始多样化。第三，2017年至今：产学研合作呈现新的变化。

◆ 2. 中国企业“吸收能力”的增强驱动产学研合作水平提升。中国研发经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研发投入占GDP比重（GERD/GDP）已超越欧盟水平，并逐步接近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

◆ 3. 产学研合作与国际合作水平的变化呈现U形特征。第一阶段：国际合作处于高水平，产学研合作处于低水平。第二阶段：国际合作水平下降，产学研合作水平提升。第三阶段：国际合作水平上升，产学研合作水平提升。

◆ 4. 中国科学院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通过加强与国内高校的联动，提升整体科研创新能力，同时逐步拓宽国际科技合作的视野和深度。

◆ 5. 未来中国的产学研合作可能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阶段。中国政府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和不断提升的自主创新要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劲

新质生产力视野下的世界科创中心建设

◆ 1. 圣何塞市（硅谷）创新的成功来源于多个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专门的创新团队、人力资源的保障、政府的领导力、城市的创新文化、合作伙伴的协同、政府以外的支持。OECD经合组织认为关键因素的缺失会阻碍城市创新，诸如文化、资金、数据和人力资源等因素都会影响创新在城市内的传播和成功程度。

◆ 2. 创新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不仅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标志，更是其成长的发动机。例如，纽约凭借其良好的创新环境，不但稳住了微软、谷歌等世界知名高技术企业，也吸引了众多小型科技企业。东京的企业高度重视研究和科技创新，丰田、索尼、NEC等企业成立的研究所不胜枚举，推动了产学研体系的发展壮大。

◆ 3. 新质生产力，其关键本质是要进一步强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即必须加强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赋能我国产业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

◆ 4.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中要求最高、最难产生的一类创新范式，已成为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焦点。原始创新的概念可从主体、过程、特征、成果等维度进行界定，在组织和环境的推动下，具备创新能力的个人抓住长期攻关或者“偶发”的机会，产生原始创新成果。

◆ 5.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目标下，科创中心建设应将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将社会创造活力维度嵌入国家创新系统，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生产力要求，亦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势举措。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过程中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和价值共创，社会创造活力的践行范式逐渐凸显。

圆桌论坛金句

科学学如何面对政策需求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变革

中国科学院院士 褚君浩：

1. 科学家在做科学研究中的感悟，也属于科学学的内容，是科学学发展隐形的翅膀。

2. 对于科学家来说，最好的时间必须花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来回坐飞机和巡讲。

3. 目标明确的基础研究和目标不明确的基础研究都要去研究，这个过程需要科学学研究者来提出建议。

4. 专门做科学学研究的学者要多和科学家们交流，特别是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5. 颠覆性创新是事先无法预知的，是逐步实践才知道的。

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杰里米·霍尔（Jeremy Hall）：

1. 创新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会创造更多的问题，我们要用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

2. 在创新过程中，必须要了解其他的学科是如何运行的。

3.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学术界的责任在于如何释放正确的信息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环境。

4. 我们作为科学家有责任，寻找一些研究过程中意料之外的答案。

5. 科学学研究虽然是体面的工作，但也要寻找创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 穆荣平：

1. 有两件事是首先要思考的。第一是价值体系，我们为了什么而做事；第二是伦理，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其他都是开放的。

2. 人类社会中存在几个元科学，分别是物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

3. 未来我们做的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考虑。

4. 让人的生存状况更安全、更放心、更便利、更健康和更幸福，是我们技术发展的方向：better technology，better life。

5. 技术会放大人做事的能力，数字化转型会使我们以往的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等范式发生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与政策局发展战略处处长 孟庆峰：

1. 当前一个重要的科技政策问题是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赋能的关系。

2. 基础研究若无法有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就很难吸引足够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基础研究之中。

3. 尊重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成果的不可预见性，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和保持定力是支持基础研究基本的原则，而基础研究最根本的还是人才培养。

4. 对于打通“大生态”和“小生态”，需要探索一系列支持制度，构建“多样化的制度体系”，每个人都要置身其中，不能袖手旁观，才能把事情做好。

经合组织（OECD）科学、技术和创新司高级政策分析师 迈克尔·基南（Michael Keenan）：

1. 平衡国际合作中的排他性和合作性，对于绿色和健康的领域比较简单，但在经济领域就比较困难，基于不同的主题，困难程度是不一样的。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系主任、长聘副教授 封凯栋：

1. 在我们所谓的重大议题，绝大部分要求多学科的交融，也要求多主体的交融。

2. 对于有组织性的科研活动，从政策设计上考虑多元主体在政策不同环节介入。

3. 科学不是单一的对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政策也不是单一的对象，政策本身是一个过程，政策的提出、运转本身也有内在的张力。

4. 在颠覆性技术可能导致破坏性的萌芽期，多元主体、有关部门应一起参与决策，让政策张力在技术发展的过程得以暴露，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5. 突破性的政策可能会带来其他地区的利益受损，政策如果已经发挥作用了，则收获更多的是教训。

来源：三思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