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王立铭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过去5年我一直在研究在线调控和在线疾病微生物学，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绕口？”王立铭立刻用他擅长的方式做了一番解释：“就是研究动物体包括人体什么时候会觉得饿，为什么会喜欢吃这样的东西不喜欢吃那样的东西，饿了以后习惯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饿了以后不喜欢吃的东西突然就喜欢吃了。”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80后教授王立铭如今更知名的身份是“科普大牛”，8本科普著作发行量约30万册，科学音视频课程订阅用户超过30万人，总播放量数千万次。和他对话时给人的第一印象一样，他的确擅长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复杂的科学原理。

做科普的契机

想和所有人分享珍宝

为什么想做科普？王立铭说，就好像一个人拥有了一件珍宝，很想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就是那样的感觉。”

“首先我是一个科学家，受了20年科学训练，发现科学世界有很多非常神奇的事情，这让我感到激动，也认为这些故事不应该只停留在科学世界里。”王立铭说，科学事业对他而言，就像“陪伴在身边的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的非常精彩的故事、精彩的人物，还有很多改变未来世界的东西。”在他看来，这更源自于一个特别个人化的冲动，“还谈不上什么使命感、责任感。”

就好像他出的第一本科普书籍《吃货的生物学修养》，2015年开始写，当时写的原因就很简单。“第一，因为我自己做一些代谢疾病生物学，那是我的领域。第二，我知道这个领域内有几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特别想把它讲出来，所以我就写了。”后面的几本书，也都是这样的理由，因为他觉得这个领域的东西“非常精彩，非常引人入胜，同时会是未来世界重要的一部分。”

《给忙碌者的病毒科学》这本书是2020年3月写好的，看起来是一个应时的话题，但如果仅仅因为新冠疫情，王立铭并不会写成一本书，“写成科普发在微博上就行了。”让他愿意写书的契机是，他意识到不管是人类的进化历史还是人类文明史，病毒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放眼未来，我们会意识到病毒在这个世界上还会起更多的作用，包括影响到世界秩序，以及生物医学中的很多革命性进展。我觉得值得把它写成一本书给大家看。”

王立铭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高中大学就挺喜欢写诗、写小说，甚至想做红学家。杨振宁教授的一本书让他走上了科研之路，这之后就把爱好搁下了。直到2014年到浙大当教授，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工作很有趣，在写好论文要投出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工作这么有意思，干嘛不把它写出来给人家看呢？还可以把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那项研究他就写了出来，在学校发表了，发到知乎上，反响也还可以，接下来他所写的东西就不限于自己的研究了。“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副产品。”

科普的过程

是和一群同等的人聊聊天

即使到现在，王立铭仍旧在探索，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科普工作者。

怎么把科普写得更好？在他看来文字能力是较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科学。“不是说懂就完事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想把科普写好，首先要真的知道科学研究是怎么做的，科学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大家用什么样的思维一步一步理解它的疑惑，最终用什么方式把它比较好地回答出来，这是一个比较本质的要求。”他说，不能仅仅看了几本书或者读了一些论文就开始写，还是需要有做研究的经验，因为有很多思考、争论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外人是看不见的，真实世界的科学家是怎么思考工作的，这样的第一手经验很重要。

与此同时，科普工作者还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如何跳出科学家的视角去理解普通人如何想问题。“有一句话叫知识的诅咒，当你懂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很难想象大家不懂的时候是怎么想问题的。这两个立场的距离甚至对立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对立理解好才能写出既符合科学认知也能让普通人和你产生共情的科普。”

这也让他时刻在反思，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已经离普通人太远。“不管是验证还是改进，我都在继续前进的路上。”

尽管很谦虚，但王立铭的科普书籍一直以来颇为畅销。高高在上地讲一些知识，带有俯视的传授性的眼光，这是传统做科普的方法论；也有一些人做科普尤其新媒体时代，会带有仰视态度，要讨好观众，把门槛做得很低，加各种段子和手段把观众吸引过来。王立铭不这么做。

“我默认我的读者和观众和我有同等的智力水平，和我一样都对世界有好奇心。他们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人类世界发生的很多事包括生物医学界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强的兴趣，但因为专业门槛他们不理解，我帮助他们跨越门槛。他们就是一群和我在真实世界里可以喝茶聊天，可以谈谈各自领域发生了什么的人，无非这几个小时你听我聊。”王立铭说，他希望读他书的人会感觉到是平等愉快的交流，他们不会希望被灌输，也不希望被讨好，“我希望我的科普作品能打动这群人，吸引到他们。”

新媒体时代

需要更多后辈来做这件事

更多精力放在科普工作上，平心而论一定会影响到科研。“我一天只有24小时，只能试图做一个时间的切割，白天更多地做研究，利用晚上、周末做科普方面工作。”王立铭坦言，要做到特别平衡不可能，但他也不后悔，觉得值得。“科普这个事总需要有人做，我觉得人一生比较难得的是找到一件自己喜欢擅长又对世界有正面价值的事情，科研和科普都是这样的事情，特别是科普。”

也因此，他甚至觉得用“坚持”来形容自己的科普生涯都不是特别恰当。“